走出自我的魏晋文学,是如何解放自己的

如何抑制白癫疯扩大 http://baidianfeng.39.net/a_yqhg/140407/4369581.html

唐初，一位叫陈子昂的天才诗人横空出世。这位年轻的后进诗人，主张“兴寄”、“风骨”，让唐诗真正摆脱了六朝宫体诗风的影子，从而走出了自己的风格。

陈子昂提到的“风骨”，便是“魏晋风骨”，它诞生于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特殊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豪族门阀在经历过战争的伤痛以后，开始“报复性”地追逐个性的解放与独立。

一、什么是文学中的“个性解放”

魏晋时期的文学，是独立于任何一个派别的。对此，罗宗强教授曾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中这样说道：“魏晋南北朝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是在一步步离开政教中心说，摆脱它的工具身份，而走向自我。”

这个论断，可谓一针见血。纵观古代文学发展史，魏晋是真正为文学繁荣提供了一片乐土。回望魏晋之前的文学，一部分人会想到《诗经》、《楚辞》，《汉乐府诗集》，也有一部分人会谈及《老子》、《论语》乃至《淮南子》等著作。

前者是官修文学，代表了国家意志；后者则多是私学代表著作，带有强烈的说教意味。毫无疑问，国家或个人在政治的欲有所为，是决定这些著作能否面世的主要原因。换言之，这些著作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带有不少政治性目的。

比如西周时期的《诗经》中的精华篇“国风”，是由采诗官奔赴全国各地，从农民口中摘录而来。话虽如此，我们所见到的篇目，却是周王室对其进行过删减、整理以及汇编后形成的。其主要目的，便在于教化百姓；以百姓之言语，为其赋予教化的政治目的，进而达到治理、教化百姓的作用。

私学流派的著作中，也有这个目的。如孔子的创作初衷，便是希望他的学说能服务到君王。这个想法，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得以实现。于是汉代以来，全国读书人从上到下开始专研经学。时间一长，这种僵化的体系便禁锢了聪明人的思维和想象。

当乱世来临之际，这种固化的思想桎梏终于被打破。以三曹、七子为首的建安文学兴起，开创了一个文学抒写的自由时代。这其中，值得称道的就是曹丕。

明面上看，曹操作为政治上的一把手，是邺下文人集团中的执牛耳者；但恰恰是因此，曹操显然无法将更多精力放在经营文人集团方面。于是，他现存的长子曹丕，便自然成为了话事人。

曹丕对于文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他提出了文学的概念，其著作《典论·论文》更是开启了中国批评文学的先河，“建安七子”的概念，便是在这本著作中提出的；另一方面，他的不少代表作，同样兼得其父之风，是建安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从曹丕这一代开始，文学便摆脱了“工具”作用，成为作者抒发胸臆的直接方式。还是以曹丕为例，他的喜怒哀乐、思想观点，都能在其作品中展现地淋漓极致。

建安七子中的阮瑀去世，曹丕作为世子，不仅亲自操办其葬礼，还用妇人口吻撰写了一篇悼文，读之令人动容。这就是文学的“个性解放”，曹丕在撰写悼文之时，不理会自己的世子身份，也不考虑自己以妇人口吻撰写，是否会引来他人的非议；他只是单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在这一点上，曹丕做得十分到位，可以说是性情中人，而这，也是他后来能取得继承人身份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魏晋文学“个性解放”的发展

理解了文学中的“个性解放”，我们才能感受到魏晋文人赋予在文章中的真实情感。这些情感，或悲愤、或喜悦、或激情高昂、或避世不出，直接表明了创作者的第一直观感受。

从相关资料来看，可以看出文学中的“个性解放”，可以分为“娱心”、“解忧”、“吟咏”、“抒怀”、“审美”等不同表现。下面以具体案例分别做一阐述：

（一）解忧：文人的自我安慰

古来文章千万，能解人心中忧愁者，却少之又少。毕竟，像李白、苏轼这样的旷达之人，却只有一小搓。因此，魏晋文学中表现出的“解忧”思想，便显得难能可贵。

江南二陆之一的陆云曾说：“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忧。”表明这一时期的创作者，已经学会用文字来取悦自己。在个性解放的前提下，人们互相勉励，以表现人格的独立之美。这其中，不乏有一些上品佳作，或充满积极得意、或表达内心激昂，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

建安十二年（公元年），曹操北征乌桓，于柳城之战中大败袁氏二子。待其班师回程路遇沧海时，曹操遂有感而发，写下《步出夏门行》一诗，其中的第一章《观沧海》与第四章《龟虽寿》因其辽阔豪迈的意境，一度迎来几多好评，甚至入选了现代语文课本之中。尤其是《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把自己的豪迈之情挥洒一空，从而引得无数英雄与之共鸣。

千年之后，伟人毛主席游玩至北戴河，亦受此感染，遂写下《浪淘沙·北戴河》一词。这首词的下片写道：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其中的豪迈壮阔，与当年的曹孟德何其相似？

这就是魏晋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解忧”。当时的名士虽然身处乱世，但不乏一些人，对于时局充满了信心。他们的豪迈、勇气因而流传下来，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二）娱心：白日放歌须纵酒

如果说，“解忧”是一种自我安慰，那“娱心”便是彻头彻尾的“精致利己”。当时的文人创作，不在乎身上担负的一切，而是要寻求精神上的绝对纵容。高兴之时，可以放浪形骸；难过之时，也能失声痛哭一场。他们用这种看似“浮夸”的方式，来排解着内心的感伤或欣喜，这就是“娱心”。

显然，坚持“娱心”观点的，一定是个性情中人。谈到这类人群，曹丕依然是很有代表性的。前面提到：曹丕为了给好友阮瑀写悼文，甚至不惜用妇人口吻，这里便已经体现了他对友情的重视。

同样的境遇下，当好友王粲（同是建安七子之一）去世之时，曹丕不仅第一时间赶到，还当场学起了驴叫；只因曹丕知道，自己这位好友，生前最喜欢听驴叫之声。

不仅如此，在面对挚友吴质时，曹丕更加放松，他曾在信中谈及自己对赋诗的看法：“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只是因为曹丕感到了快乐，于是便赋诗一首，此情此景，大有其父曹操当年横槊赋诗的气度。

无独有偶，曹丕的亲兄弟曹植，也是主张“文以悦心”的。同样是对挚友，曹植也说：“故乘兴为书，含欣而秉笔，大笑而吐辞，亦欢欣之极也。”人在高兴的状态下，自然能写出令人愉悦的文章；反之亦然，在悲伤之时，亦有令人读之落泪的作用。

百年之后，“娱心”依旧是文人创作的主流。陶渊明生活虽苦，却不为五斗米折腰，最终在耕作之中找到了快乐。正如他在《五柳先生传》中所言：“常著文章以自娱，衔觞赋诗，以乐其志。”即便“草盛豆苗稀”，他也能领略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闲适，这不正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真实写照吗？

（三）伤怀：感同身受的低吟

人生总有悲欢离合，因此魏晋文学中不止有豪迈欣喜，同样充满了悲愤、忧愁与感伤时事。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悼亡诗。除了曹丕悼念友人的诗歌，还有孔融的《杂诗》，表现了幼子夭折的悲愤，以及蔡文姬的《悲愤诗》，身在匈奴时的悲惨遭遇与异国他乡的思念之情，读之令人动容。

据传，曹操便是偶然看见了蔡文姬的诗作，才对其有了怜惜之情。他不仅亲自接回了蔡文姬，还为其寻找了一个归宿，在笔者看来，这便是文人与文人之间感同身受的交流，而绝非是后世之人以讹传讹出的“青梅竹马”。

另一种伤怀诗，同样显得消极。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普遍不高，无法以一己之力改变历史，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受到党争下的余波侵扰。纵观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如竹林七贤的阮籍，虽是一代名士，却无法影响到朝政局势，反而被迫卷入到了司马家与曹氏之间的斗争中。一方面，阮籍是阮瑀之子，其父深受曹丕赏识，因此他对曹氏颇为亲近；而另一方面，阮籍背后的世族，却又是支持代表他们利益的司马氏一族的。

就这样，阮籍陷入了两难境地。在长期小心翼翼的生活之下，其创作风格也逐渐朝着苦闷、愤懑、悲凉的风格转变。于是，他只能在《咏怀诗》中这般表达自己的复杂感情：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小结：

按《文心雕龙》所言：“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魏晋时期的文学，是值得动容的，因为它是作者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这种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文人通过文字抒写，进而达到了养心静神的功效。

由此，便不难理解陈子昂标榜“风骨”的初衷。他希望唐人的诗歌，是真正属于唐人自己创作出的诗歌，而不是一味模仿六朝宫体之风，创作出“徒具其形”的靡靡华章。

参考文献：《世说新语》、《文心雕龙》、《诗经》、《汉乐府诗集》、《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中国历史区域文化研究》、《古代文学史新编》